[2] 第二、从国际义务来看，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人权义务是仅指向其人民，是单维度的话。

美国制定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初衷，就是为了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它明确规定了非经国会批准政府不得做的事情，以达到保护美国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目的。人权立法是国家义务法定化的第一步，是宪法的证成性要求，说明国家立法的精神就不能脱离宪法，宪法对立法形成约束是勿容置疑的，在为了保护社会而行动的有组织的国家中，虽然只能有一个最高权力、即立法权，其余一切权力都是而且必须属于从属地位，但是立法权也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财产权，人们互相立契约组成国家。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人权义务主要在于创造条件，要求国家积极作为才能实现，有时也要不作为。美国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指出：法律对于权利来讲是一种稳定器，对于失控的权力来讲则是一种抑制器。若司法机关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便具备了法益侵害性，一般而言，错误的裁判可以通过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将法院的枉法裁判行为看作是违反宪法上消极义务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促进和提供是国家的积极义务，指国家通过积极的行为提供人们获取资源的条件和增强人们享有这种权利的能力，这一义务主要涉及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在当代中国，国家在履行把法定权利落实到实有权利义务过程中，有些地方的公权力为自身的政绩或利益采取诸如强拆，躲猫猫，被精神病，被失踪等侵害人权现象，公义抹黑，人权坠地。道德权利予以法定后，则可给予合理的道德权利以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连续性。（4）在行政许可行为中增加了有关行政许可其他决定的内容。

上一级法院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自己立案、审理，也可指定其他下级法院立案、审理。合法权益既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也包括受教育权、劳动权，甚至包括政治权利，远比人身权、财产权范围广泛。其三，扩充了现行行政诉讼法七项列举行为中六项行为的内容：（1）在行政处罚行为中增加了暂扣证照、没收违法所得、警告三项内容。正因为行政权侵犯人权的机会最多，可能性最大，故法律最需要把行政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其五，新增先予执行的裁定：法院对起诉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低保、工伤、医疗社保的案件，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原告生活的，可裁定先予执行。当然，在以往的行政审判实践中，法院也并非完全没有给予当事人救济，法官往往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给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

所以，这次行政诉讼法修改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让更多的行政行为接受司法监督，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能对更多的行政侵权行为提起行政诉讼。[21]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其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审判简易程序，所有行政案件都走普通程序。

[20]很显然，这种裁定形式对于保障作为弱势群体的原告的权益，是太有必要了。[4]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尽管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仍然排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即抽象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长期以来，行政法学界一直将行政机关针对特定人或就特定事作出的行政行为称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将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的行政行为称为抽象行政行为。现行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具有可诉性。

另外，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也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进步仍然是较为有限的，尚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行政法治和人权司法保障的需要。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新增这一措施，更注重的是其威慑力而不是实际适用：行政机关相关责任人和负责人慑于此种措施的厉害性，自然就会更自觉、更主动地去履行法院的相应裁判。[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

另外，对于法院既不立案，又不作出不予立案裁定的，当事人可向上一级法院起诉。[8]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然而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探索阶段，我们应该在探索中前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我们知道，对人权最大的威胁和最具风险的侵犯是公权力滥用。在过去的行政诉讼实践中，许多法官只认列举，不认等。

[12]现行《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当然，上述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充并非实质性扩充，而只是对原受案范围的进一步明确。

[16]行政诉讼虽然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机关对于诉讼客体没有完全的处分权，从而不能完全适用调解，但有限调解显然是可行的，且对于尊重当事人自治，保护其合法权益是很有益的。其三，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第三人条件：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9]修改为同被讼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没有提起行政诉讼，或者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

（2）在行政强制行为中增加了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二）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加强对公民诉权的保护 现行行政诉讼法对人权保护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受案范围过窄，很多行政侵权案件进不了法院，导致公民起诉难，法院受案难。

其四，新修订的行政诉讼专门新增一项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现行行政诉讼法中只规定对行政机关决定拒绝行政相对人许可申请或对相对人申请不予答复的行为为受案范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增加了有关行政许可其他决定，即意味着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准予、变更、延续、撤销、撤回、注销许可等各种行政许可行为均可起诉。本来行政复议有较行政诉讼的多种优势：经济、快捷和专业性，但现行制度设计使其优势变为了劣势。这种程序设计过分耗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许多行政行为（作为或不作为）不仅造成特定个人、组织权益的损害，而且造成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如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食品安全事故等。现在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罚款改为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其强制执行力度无疑将比现在要大得多。

[10]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九条。其三，新增五种新的判决形式：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给付判决、确认判决（包括确认违法和确认无效）、赔偿判决（含责令采取补救措施）、行政协议判决（包括判决继续履行、责令采取补救措施和予以赔偿、补偿）。

提起行政诉讼，请求司法救济。一些地方党政机关和地方党政领导人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干预法院对与之有利害关系的行政案件的审理，从而影响司法对人权的保障。

[13]现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和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五十二条。当然，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将公民行政诉讼诉权扩大到涉合法权益行为如此广泛的范围，并非公民从2015年5月1日起就能对所有涉及自身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均能提起行政诉讼。三、推进行政诉讼体制机制进一步改革、完善，促进司法对人权的更有效保障 前已述及，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在改革和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改进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行政诉讼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于人权司法保障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但不管怎样，法院行政诉讼的门是开得比过去大很多了，这对人权保障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20]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七条。

其二，将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院接收起诉状后七日内审查立案修改为当场登记立案或虽不当场登记立案但须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2）征收、征用或对征收、征用的补偿行为。

因此，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或涉案款为二千元以下的，或案件内容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或者双方当事人均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审结。[19]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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